对于中国画面临的挑战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带以来，争议一直没有中断，褒之者曰：中国画已经吸收了当代世界艺术的精髓，又坚持了自己的法度，有了很大的突破：贬之者曰：中国画拘守于传统的框架，只在笔墨上做工夫，仍然缺乏当代的人文精神，尤其是哲学基础，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危机。这不仅仅是艺术的危机，而且是精神的危机。
当然，中国画这几十年来在艺术上的巨大革新，而且是有目共睹的，不论是在笔墨上，在线条上，在特殊材质的运用上，在艺匠经营和趣味的构成上，都有许多超越了古典情趣的突破，西方当代绘画的某些意趣和构图，一些曾经被视为“光怪陆离”的笔法，在青年画家中，颇有一些追随者，其任意性的潇洒，乃至褒读，至今仍在不断引起怪骇，甚至还出现了把西方现代实验观念和中国水墨交融起来的特殊风格。但是，这毕竟是少数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，这样的国画只能属于“另类”，遵循严谨的中国画的法度仍然是基本规范。
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，革新者，走得太远，而知音寥落；守成者严谨有余，而缺乏时代精神的冲击力。在我看来，两种倾向虽然在形式上背道而驰，但根本上，却一脉相通，那就是对于当代人文精神的忽略。
在绘画技法的精神的关系上，不仅在实践中进行着探索，而且在理论上进行着系统的思考的，长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的，在中国国画家中是为数不多的，所幸，黄莱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在一篇画论中以相当激烈的批判态度表示了他的观念：现实中，中国画确有不少既无民族精神支撑，又无外在视觉效果的所谓“传统中国画”，这样的作品在技巧上程式化、效果上雷同化。被视为审美“疲劳”的作品，十分普遍。是到了视觉审美应该“革新”的时候了。
这样的姿态无疑是相当直率的，带有挑战性的。但是，黄莱的挑战并不是轻率的、肤浅的，而是相当深沉的。因为，他所挑战的首先并不在于形式，不在于技巧。他的眼界很高，就是在技巧上有所革新的，他也持冷峻的分析态度。他说：单纯地从外在体貌上求变，或一味彰显形式上的创新，而不从内在精神的层面上去提升作品的内涵，不仅无助于视觉效果的提高，反而落入了内容苍白‘熟套、程式化、形式化的窠臼。